“枫桥经验”：基层治理智慧在中国乡村的积极探索

一条枫溪江穿过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枫桥镇，源流之处、和美之地，是枫桥镇枫源村。这里是“枫桥经验”发源地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创造了“依靠民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新社记者走访“枫桥经验”诞生地发现，这一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朴素经验，不断催生着乡村巨变，也是基层治理智慧在中国乡村的积极探索和实践。

“矛盾不上交”：基层治理的萌芽

2021年2月底，枫源村召开乡贤参事议事会，法律、文艺、企业等各界乡贤驱车回村，商量家乡振兴路。202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枫源村怎么振兴，需要大家出谋划策。”枫源村的“老干部” ，年过六旬的骆根土说。对于村庄的未来，他内心笃定。

这份信心，源于几十年来当地对“枫桥经验”的创新与实践。

1963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和部分城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枫桥地处会稽山西麓，系浙东革命老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没有逮捕一个人，当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取得了良好效果。

同年10月，毛泽东说：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11月，毛泽东作出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各地考察团接踵而至。这便是新中国基层治理的萌芽。

“矛盾千百变”：民主决策一路破题

时代演进，矛盾在变，“枫桥经验”诠释出的破题之道也在探索与迭代之中。

和大多地方一样，枫溪源头一带村民曾经开挖矿山，“靠山吃山”拉动了经济。

“家家户户赚到钱，但一到下雨天水土流失，艳阳天尘土飞扬。”亲历者骆根土回忆道，这让村民们感觉到——矛盾必须解决。

作为村里的领头人，骆根土和村里商量后决定，关停矿山，保护山林。那时，骆根土还是31岁的小伙子，肩扛着一身的责任感，挨家挨户做村民工作。

而后村里组织村民到附近考察取经，办起了纺织厂。生态环境好了，村民口袋也鼓鼓的。

然而，矛盾还是存在。彼时的枫溪畔，织布机声阵阵，夜晚也是一片嘈杂。村民纷纷投诉。

经过村民们的商讨和投票表决，一番民主决策后，大家一致同意把纺织厂搬迁出村。

2006年，大竺、大悟、泰山三个自然村合并，骆根土由原来担任大竺自然村书记，成为合并后的枫源村主任。然而村庄大了，骆根土直言治理新难题也随之多起来。“那时候，我相当迷茫”。

基层治理之道：民主法治与服务意识

2018年11月，浙江提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为坚持党建统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兼顾自治、法治、德治)、坚持“四防并举”(人防、物防、技防、心防)、坚持共建共享。

如今的枫源村委大楼墙面上，印有“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十五个大字；村道旁，立着一块醒目的标牌——“三上三下民主治村”。

所谓“三上三下”，“一上一下”为收集议题，村两委会从村民中收集议题，并通过上门下访征求意见；“二上二下”为酝酿方案，通过召开民主恳谈会，对方案进行深入讨论，进一步完善；“三上三下”为审议决策，方案提交党员会议审议，经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后组织实施。“三上三下”通过的事情，无论大小，印成一本册子，发放到每一位村民手中。

这些均是枫源村乡村治理的法宝，也使迷茫的骆根土找到“治村之道”。

“越警管家”自助服务机、法律咨询机、银行借款机……几十平米的枫源村为民服务中心内，村民拿着一张身份证，不出村就能办好上百种事项。

乡风文明理事会、乡贤参事议事会、580志愿服务会……在枫源村，还活跃着一群社会组织，他们从村民中来，也服务村民。

枫溪之源，原来的三个自然村融合一体，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越发均衡，村与村之间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诸暨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表示，“枫桥经验”的实践，已经实现了从“管人”到“服务人”的飞跃。

诸暨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谢琦谈道，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在人民调解的基础上，更加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在诸暨市域，平均每4个常住人口中有1人参与社会组织，其中不乏“法律智囊团”。

回望来时路，“枫桥经验”初稿起草人之一、93岁高龄的董光感慨：“‘枫桥经验’是一种方法论，它注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人民是真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