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变命运”作为一种现代话语实践，暗藏着对平民阶层读书人心性品质的刻板印象：一个是读书目的往往出于实用性、功利性考量（功利目光），一个是读书方法倾向于刻苦耐劳、听话顺从的去魅力化路径（平庸目光）。本研究通过口述史的方法，研究了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个时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发现：传统农耕时期，乡村民众除了养成一套基于生计、逃离苦役的实用性态度之外，还有对于读书、认字作为一种天道的道德敬畏，对教师作为天职的心灵托付，对学习乃“个人生成”的顺其自然的宿命观。在集体化时代，随着劳动价值的分化，读书、文字、教师的神圣性价值跌落了，50-60后族人对读书的实用性态度增强，并逐渐对独生子女一代产生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强期待，尤其是编制期待与特权向往。在市场化时期，高学业竞争压力造就了 70-80后的苦修性情，但他们在武侠、言情小说等闲书中保留了读书的纯粹面向，并孕育了具有反学校文化性质的“青春文学”。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底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一种“大器晚成”的关键心性品质，体现了平民阶层读书人学习与成长内在的神圣性面向、能动的个体力量、丰厚的精神文化土壤，以及命运走向的多种可能。
教育改变命运 大器晚成 纯粹精神 功德意识 学以为己 成而为人
关于“教育改变命运”的研究话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个体突破结构天花板实现阶层流动和品位提升的关键，是社会维系平等的重要手段，这是西方社会“美国梦”和当下中国“赢在起跑线上”竞争性教育的立基。另一种观点具有强批判性，认为教育是维持阶层壁垒、传递文化资本的手段，是社会进行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布迪厄称教育为“现代炼金术”，是一场“始于家庭、经由教养、成于趣味、通向学校的文化资本的最大化渗透，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谋的具身化的惯习之争”[[1]]，其主要作用是“一药两吃”——“对底层人其药效近乎障眼法，对上层人其药效类似宽心丸”[[2]]。然而，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在资本视角和工具理性的视角下看待教育，体现了现代人对教育工具化价值的认识。“寒门贵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乃至“内卷”“鸡娃”“教育焦虑”等热点话题，作为“教育改变命运”话题的延伸，共同构建了关于平民阶层读书人通过读书实现从“出身”到“翻身”的路径依赖，却忽视了这套现代话语隐含对平民精英群体性的文化污名——功利污名与平庸污名。“教育改变命运”的现象并非一日而成，自古就有。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有对于平民子弟读书观的刻板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平民子弟的读书目的往往出于实用性、功利性目的（功利目光），一个是平民子弟的读书方法更倾向于刻苦耐劳、学习的心性品质是听话顺从（平庸目光）。
精英阶层对于平民子弟读书生活的诠释，一般采取一种实用性、社会本位论的态度，认为老百姓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是功利化倾向的。传统文化中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鲤鱼跳龙门”“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各种底层功利化观念的言说。文艺作品更是不乏通过读书成为“乘龙快婿”而又忘恩负义的穷书生形象（比如陈世美），更不乏科举制度下平民子弟成为失败者的书呆子、疯魔者形象（比如范进、孔乙己）。现代人很多关于“寒门贵子”的讨论，依然承继了这种功利性目光，将其定性为成功主义、竞争取向、品位低下的。比如“中国传统乡村民众具有实用主义思维……使他们的教育观念呈现强烈的实用化倾向，他们对于教育的思考都是基于当下的需要，而非子女未来的生活或者素质的提高……既不是为了博取功名，也不是为了修养德性”[[3]]，寒门父母的教育目的往往是功利的，而且“目光短浅”——仅仅是基于当下的需要，而不是长远的目标。扈海龙认为寒门学子的目标就是“成功的欲望，不再是农民”，“竞争，并做好竞争的准备。胡雪龙认为，“努力向前”是现代学校隐形课程的重要部分，强化了学生们取得个人成功的信念，学校强调的“公平竞争”和“努力就会有成就”等价值观与中产阶级的想法不谋而合。即使平民子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在经济上翻身，跻身中产阶层之列，也常常被歧视为文化上“拙劣的模仿者”或“忘本者”——“对于中产阶层品性的过度化和模式化……被嘲讽为浅薄……更妙的说法是，他们似乎只有生活方式，而没有生活”[[4]]。（二）小镇做题家：刻苦耐劳的平庸污名
除了对于平民子弟读书目的的功利化污名，还有对其读书方法的平庸化污名。在传统文化中，关于平民子弟发奋读书和“刻苦耐劳”的劝学故事、警戒比比皆是，比如“笨鸟先飞”“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光”“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没有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等等。民间儿童的“才华”和“神童”现象往往不被推崇（比如《伤仲永》）。勤奋比起才华是成人更为欣赏的可靠、长久的学习品性。胡雪龙把“听话”的农村大学生称作“主动在场的本分人”——他们产生了本分意识和顺从意识，与老师和学校提倡的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认同教师权威、听老师的话内化为一种习惯[[5]]。英国社会学家威利斯下敢于反抗权威的“家伙们”将听话的学生嘲讽为“书呆子”，“书呆子”往往表示刻板、呆头呆脑、没有胆量和创新精神，而与聪明、才华、魅力、自信等更为灵动性的品质无关。即使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平民子弟也往往摆脱不了被歧视的文化命运。比如现代社会用“屌丝”、“凤凰男（女）”来指称通过教育改变了命运的底层人。网络上持续发酵的“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热门词汇，把农村大学生定性为“埋头苦读，擅长应试，但缺乏一定视野和资源的青年学子”，平民子弟也借此自嘲、自贬。尽管“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赋予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拼搏奋斗的勇气，但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家族责任，又带有文化自卑心理，因而不仅没有被视为靠自己改变命运的英雄，反而备受歧视。此外，凤凰男（女）的勤奋、刻苦、聪明、孝顺、节俭等优点常被刻意忽视，小气、自卑、敏感、没本事等“缺点”反而被精英阶层放大和四处宣扬，对于凤凰男的污名化集中于其生活环境和出身背景[[6]]，底层出身反而变成了其文化原罪。总而言之，“教育改变命运”的主流话语隐含着对于平民子弟的功利污名和平庸污名，比如在读书目的上是功利主义、精致利己、浅近自利的，在读书方法上往往是刻苦耐劳而才华、灵性、视野阙如的。然而，这种对底层文化和平民子弟的刻板印象，带着精英阶层傲慢的审视和剖析，只关注到了现代社会文化区隔渐趋分明的特征，但缺乏一种“历史意识”，未能意识到在历史进程中民间社会对于教育、读书、学习也是具有纯粹精神、神圣品质的，没有看到普通人的人性闪光，没有看到他们有发乎内心的纯粹精神需要，对难以达至的世俗外世界的道德向往。刘云杉指出，中国传统教育有品鉴人性、涵养人心，安顿人身的三大功能，但在现代社会已被窄化为一种明确且急躁的期待——改变命运，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梯的向上流动，获取职业、挤入等级、提升地位[[7]]。周勇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寒门贵子”自魏晋以降至北宋时期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总体情况，发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除了存在分占权贵家族荣华富贵的“寒门贵子”，还包括很多努力超越一己私利，成为“心系天下”之国家栋梁与社会精英，使社会见识了何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新型“贵子”的社会群体[[8]]。这意味着，为“读书改变命运”提供了另一种历史解读，也体现了从历史角度研究这个群体的价值。沈洪成在考察中西方教育不平等研究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民族志需要有社会生活历程视角，“不同主体都从其生活历程中累积了大量知识，而不仅仅是在直接当下的互动中进行策略性互动。因而，当对不同主体的互动展开研究时，需要明了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历史，需要带入社会生活历程的资料，才能从直接当下的互动过程透视社会生活的内在规则”[[9]]。本文以民族志与口述史的方法，通过访谈、观察与文本分析等技术方法，研究了山东省泰县鲍村X家族三代人的教育生活史，旨在了解平民子弟的读书目的、读书观念、读书实践的代际变迁，揭示其读书生活的复杂面向与多重意义，发掘民间教育学的真义。
泰县坐落在鲁中腹地，泰山东麓，地处泰山蒙山连接地带，黄河淮河流域分界处，北依五岳独尊的泰山，南临孔子故居，为儒家思想重要发源地。本研究所指涉的历史时期主要包括1949年以前的传统农耕时期，建国后的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至今的市场化时期。被访者主要是1949年前生人，50后-60后，70-80后。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三代人的受教育程度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从祖辈的私塾，到父辈的小学、初中、高中，再过渡到孙辈的大学，已经抵达我国学历体制的最高端。家庭成员的职业获得，一方面与其受教育程度有关，一方面又受到社会环境变迁的影响。从职业来看，家庭成员的职业从祖辈的农民或转变为父辈的工人阶层，再过渡到孙辈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但三代人从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来讲，均属于中下阶层。为保护被访者隐私，文中所有姓名均为化名（编码形式为“姓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最早的文字是庙堂性的而不是乡下人的东西，文字不是乡土社会内生性的需要，因为在生活中不怎么用得到[[10]]。然而，文字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不代表精神上不需要。李涛认为，中国村落社会历来有尊崇读书和尊敬读书人的历史传统，因其需要依靠“礼俗”、依靠传统文化力量来维持社会运转的公共空间，文化作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物在村落中被尊崇[[11]]。“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传统乡土社会，乡村里的读书人很少，依靠读书改变命运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族人对于读书的传统认识，并不是“改变命运”，而是把读书作为一种“天道”来尊重和敬畏。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X家族三个时代的读书人都表现出了对于读书、文字和老师的神圣性敬畏,并非基于实用性考量，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乡土社会和底层教育的新视角。（一）“偷字”：对读书作为天道的认可
1905清廷下诏《废科举上谕》宣布废止科举，山东各级新式学堂开始普及。民国政府多次提出改良私塾、普及国民小学的要求，但是私塾一直未能禁绝。鲍村的私塾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爆发。私塾设在村里的家庙中，私塾先生是村里朱姓的晚清童生，教村里的小孩识字，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庄农日用杂字》。不过，能上这个家塾的农家子弟也是非常少的。田字辈四兄弟只有老二仲田6岁时上了三年私塾，其他人都只靠自学认得些字。伯田作为家中老大，一早就要担起照顾弟妹、维持生计的重担，从来没有机会上学。越是如此，他越羡慕那些在私塾读书的孩子。一有机会，他就去村里的私塾旁边，趴在窗子上“偷听”，凿壁偷光般地学了《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童蒙教材，到现在仍熟读成诵。伯田老人在我面前颤颤巍巍但却一字不错地背诵《三字经》时，笔者能感受到他对刻在生命里的文化记忆的情感认同。
已过世的仲田老人是四兄弟里唯一上过私塾的孩子，是村里为数不多的读书人。家里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因为他从小表现出了对于读书的兴趣和过人天赋。叔田老人说，“我哥很小就非常聪明，老人都说他是读书的料，路上哪怕一个纸片也要捡起来看看，没事就拿着木棒在地上写写画画”。读私塾的三年里，人人都夸他用功，说他以后一定有出息，因为他“走着坐着，只要不劳动，手里就捧着一本书，哪怕上个茅房，也要夹着一本书”（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仲田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是在私塾里认真练过的，每到过年，仲田都会给村里人写对联。不过，家里并不期望他读书能改变命运，对于乡下人来说，“农村孩子，书能读一点是一点，出来能干什么，那是命，不能强求”（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仲田上完私塾，很快在抗战时期入了儿童团当小团长，十七岁时参军，后来去当地解放区委当文书。老三叔田也没上过私塾，但跟着上私塾的哥哥学，很快也略通笔墨。1946年后，叔田跟着父亲走街串巷做买卖，见多识广，解放后在村供销社任职，80年代后自己在村里开了个小卖部，虽不赚钱，尚可糊口。虽然他没有上过私塾，但家里放着一个老字典，没事就学，虽然他平时种田、生活中基本用不着。叔田老人对读书好的孩子有一种特别的洞察，他认为，学习不是靠教的，不想学的人，刻意地教也没用，除了刻苦，还要看是否有“灵头”、有“兴趣”，读书好关键要看兴趣和灵性，要靠脑子和心，只是哼哧哼哧硬啃书本和听课的是老实孩子，但不一定是“读书的料”。得为（刻意）地教呢，也得（小孩）听你的。我哥（仲田）小时候，你看他头扑棱扑棱（形容好动），很精神，但不是调皮人。他的老师说，上课的时候，他最调皮，有时候看着是听课，其实是走神了。当老师的都知道，越是这样，说明他会了，心里有数，听懂了他就摇头摆尾的，他心里有，会了就有。光坐在那里哼哧哼哧使劲学的，就像啃骨头啃不动似的，白搭。啃不动那种，一看动作就看出来了，老实听的，到末了还不一定学到东西。（叔田-男-1930-未 就学-农民）
老四季田出生时正赶上抗日战争爆发，家里穷得叮当响，更没有机会读书。但他说自己从小就是个学习迷。解放区有成人夜学和扫盲速成班，季田只要有空就去。对于他来说，读书和学习是一种“个人生成”的东西，不是靠打出来的。我偷的字比你学的字还多。我上夜学的时候，有个朋友也天天去，还是一个字也不会写，啥也不认得。这个学习啊，是个人生成，个人的脑子灵头，有兴趣才行，不是教的，也不是打出来的。（季田-男-1936-未就学-农民）
老四季田堂屋的大桌子上放着一个破旧砚台、一支笔头粗糙的毛笔、一沓旧报纸，他没事就练字。问他为什么要学写字，他说：“不认字写字怎么能行，肚子里没点墨水，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这个人根本不中用,是睁眼瞎！”对于他来讲，对文字的热爱是一种天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不仅是丢人的事，而且根本就不叫“人”。不认字，那是“睁眼瞎”，即便看得到世界的光，心也是暗的，是“瞎子”。季田对于读书、写字的价值有一种朴素而坚定的情感认同。
图1、2伯田老人100岁时在废旧纸张上的涂鸦
（二）“学好”：对天道传播者的心灵托付
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作为孔孟之地、管鲍之乡，这种风气尤其浓厚。村里老人对于教师带有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季田老人讲，孩子入学之前，父母都会嘱咐“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啊”，“老师说啥你做啥，别白文（反对）”。即便孩子在学校里受了委屈，家长也会先指责孩子，“老师能有错么，你一定是在学校不学好才挨熊（训）”。现代人会批判这是对教师权威的盲目迷信，对专制家长的奴性认可。我问老人们，你们真得觉得老师没有错么？老人们的态度是，即使老师错了，也要主动去听老师对的一面，也就是“从善如流”。老人们对于道统化身的老师有着天然的尊敬，对教师权威的反抗意味着“大逆不道”，是“不学好”。只有首先对老师心悦诚服地信任，要首先交出自己的心，别人才会“教到你心里去”。至于老师具体的错误，那都是可以自己灵活选择不去学的，可以自己挑“老师好的地方去学”。人无完人，谁都会有错啊。（季田-男-1936-未就学-农民）你都不信任老师，老师怎么教到你心里去。（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
老一辈人对教师的尊重还体现在他们遇到老师时的态度。老人们都说，无论是什么老师，熟悉不熟悉，年纪比自己大还是小，知道对方是老师时，哪怕是比自己小的“后生”，也要主动叫“先生”。谁家的孩子考了师范学校，当了老师，老人们会说，“谁家的孩子有出息，当了‘先生’了”。“先生”意味着，你的学识、境界是比我高的，哪怕你年龄、经验、手艺比我差，也要承认自己不如你。“当好了先生是大功德”：你别看我年纪大，我见了老师也得叫“先生”，小年轻的当老师，也得恭敬地叫人家“先生”。什么人能叫先生啊，当老师的、当医生的，那都是“父母心”，都是大善人才能当老师、先生。病人的命，学生的前途都在他手上。当好了先生，那是大功德。误人子弟不行，老话讲，“不敬老师，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你看这个老师的作用多厉害！不好好当（老师）肯定不行，有报应。（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
在生活中与老师打交道的时候，老人们也特别注意尊敬老师。老师如果有家访，男主人一定要在家亲自相迎相送。老师来家里之前，主家一定会扫洒得当、沐手更衣，拿出最好的精气神来面对老师。村里宴请有敬酒的习俗，一般主人主动敬酒，对方都不会推辞，但如果留老师在家吃饭，老师可以不喝酒，主家绝不会怪责，而且会主动提出老师不能喝就以茶代酒，绝不可灌醉老师，不能以日常对客的俗礼来对老师，更不可损了老师的面子和尊严。老师要是来家访，一定要穿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的，家里也要拾掇拾掇，这是尊敬人家。绝对不能裤腿脚子卷着，穿着个背心、拖鞋就见老师。我就跟孩子说，学习不好是一回事，没有那个脑子没办法，但老师一定得尊重，以后无论干啥，不能忘了老师，不能给老师丢人，得报答人家。（仁恒-男-1947-高中-基层干部）
李弘祺认为，读书人“深信价值观与知识可赋予人一种世俗权威无法玷污的内在力量”[[12]]，在乡土社会，只有教师这个职业享有这种带有精神特权的普遍尊敬。这既是乡土社会对文字、读书神圣性崇拜的延续，也是对教师身负教育天职、承担巨大精神责任的情感认同。（三）“个人生成”：顺应天命的功德观
老一辈村里人对于学习、读书的神圣性敬畏，还表现在他们并不像现代人那样，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期待。他们说，那绝对是“痴心妄想”，读书是“有一点算一点”“个人生成”，命运不是可以去预测和控制的事情。庄户人家，根本想不了那么远，能读上书认到字就恣（幸福）地不得了。（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没有料的就是没有料，怎么催也没有用；有料的，根本就不用操心。（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能读多少算多少，读得出来就读，读不出来就家来（回家）干活，这都是命。（仁恒-男-1947-高中-基层干部）
他们对于孩子读书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对自己的家庭资源有充分的自知之明，知道孩子读书即使很好，也未必能成大器。即使这样也要尽可能让孩子读书，因为读书可以“明事理”。这种乐天知命的态度还表现在他们对孩子读书的过程完全不干涉、不控制。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这个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学习不但完全是“为自己学的”，而且完全是“靠自己学的”。这个学习啊，完全是各自人的事情。（仁恒-男-1947-高中-基层干部）别指望老的教，学习不是指望着别人教的，是自己学的。
根本不用问，这就跟牛耕地一样，愿意犁的你往回拉都拉不动，不愿意犁的你用鞭子抽他也不动弹。（叔田-男-1930-未就学-农民）好学生，放学回来，根本不用催，回来放下书包做作业，做完作业才出去玩呢。那些回来书包一扔，嗖得一声就没了影的，心根本就不在学习上，教也白搭，也就是跟着学俩字，当不了睁眼瞎算完。（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
乡亲们对“学习”的具体目的和过程持顺其自然的态度，认为孩子上学读书就是为了“学好”，那“好”是什么呢？老人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是学好，但描述了什么是学坏，就是成为一个好吃懒做的寄生虫，不管爹娘忘了本，甚至连爹妈都不叫。那“学好”是不是就是自食其力、孝顺爹娘呢？老人们说不是，“那都是应该的”，“你得对人有用”，“不是说学以致用么”，“得做贡献啊，不是说为国家做贡献么”，“得为老百姓办点实事”。他们对读了书做了官但不为民谋福利的贪官深恶痛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那根本就是忘了本”。叔田：你这个闺女怎么打破沙锅问到底呢？好就是好啊，走正道啊。季田：不成才的有的是。现在有多少街皮（意为游手好闲的人），天天什么也不干，打扮得人五人六的，好像个人物似的，啥也不会干，重的提不动、轻快的不愿干，光在家里吃老子（啃老）！
老人们的“好”，其实已经超越了“本分”的观念，自食其力、孝敬爹娘那是本分，读书成才、长出息、成器是要学以致用，对别人有用，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样看来，学成归来首先不是衣锦还乡，而是意味着对别人有用。传统耕读教育的“用”，其实是对他人的“功用”“功德”，而非对自己的“实用”“功利”，很多人对这一点都存在很大的误解。建国以后，以1977年高考恢复为时间节点，X家族教育情况与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9-77年间生人，兄弟姐妹仍众多，其家庭教育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着传统，虽然已有了零散的正规学校教育，但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社会流动非常有限，教育叙事比较零散。由于时代的影响，他们对于教育和读书的价值观念与传统耕读中顺应天命、顺其自然的教育目的截然不同，转向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强期待状态。（一）逃离苦役的生存压力
在集体时代，50-60后的职业一类是“吃农业粮”的农民，一类是半工半农的农民合同工，一类是“吃国库粮”的单位正式编制工。“吃农业粮”被视为非常辛苦、不体面的工作。农业合同工都是在工厂底层做最苦最脏的活，但是挣的钱比种地多，因此成为家族里第二等职业。最令族人羡慕的是单位里的办公室工作、公务员工作，享有实际的权力，而且工资最高，“旱涝保收”，成为大家最眼红、最想争取的职业。为了谋取“铁饭碗”，族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让孩子顶替父职，或找寻亲戚朋友门路，或钻制度的漏洞。也就是在这种劳动分化过程中，很多族人对于文字、读书、教师的神圣信仰跌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迅速投入生计的考量。几位50-70后中学习比较好的“好苗子”，由于现实所迫，在招工和继续读书的选择中，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前者，都去工厂当了合同工贴补家用。理论性知识、神圣性传统让位给家族利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生存法则。从六七岁我就教育孩子，那时候咱那个庄，真是狼都不走的地方。领着他过老娘家，路上一点也不好走，窄窄的路，全都是泥巴。我说，（儿子）无论如何你得好好读书，离开这个地方，以后咱可不要在这个庄里了。（仁珍-女-1964-初中-农民）光教育孩子啊，你不好好读书，回来下力推车子、种地，你看看推车子多累啊，褂子都磨烂了，鞋都磨破了，你不好好上学，赶紧回来。（仁金-男-1950-初中-工人） 看到有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的，得了奖状，就说，你看谁谁谁，去哪个厂里当正式工了，上了那个单位了，当了老师了，用这种激励激励。（仁堂-男-1960-初中-工人）
经历了集体时代谋生、谋食之艰难的50-60后一代不再轻谈理想，对读书失去了传统社会的神圣性敬畏，以一种“有用性”来衡量教育的价值，对于读书的态度全面转向生存、实用的目的。他们对子代70-80后的教育目直接而现实：第一，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第二，高度重视子女的学习成绩；第二，重新认可“听话”的价值，对子女的反叛几乎是零容忍。对于学习不好的孩子，父母则直接让孩子辍学找活干，觉得即使考上高中，也考不上大学，不如早早回家赚钱。对于学习比较好的孩子，父母则反复灌输“学习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的观念。对于男孩来说，期待孩子考上大学，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抛头露面、低三下四、到处求人”的日子，能够“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是族人的主要期待，50-60后一代对于读书的功利化目光还表现在深谙“特权”的重要性，让子女考大学的目标就是当“官”，教育手段较为简单粗暴。仁义（1959-男-高中-工人）1998年下岗后，满怀期待子女能够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朝为官。他艳羡当官的“特权”，觉得只有当官才能不被人欺负，一心想让子女挤入公务员阶层。仁义对于子女教育高度重视，每逢期中期末考试，他都会询问子女的学习成绩、名次，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其他的方面他很少过问；对于学习成绩不好的儿子，他经常打骂，希望用暴力和威严来让他学习，结果却适得其反。每逢高考季节，仁义都会非常关心市里谁家的孩子考上了清华北大，谁家孩子考上了好大学，并不断用“你看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什么大学”，“考不上大学你们就回家跟你爷爷种田吧”等来刺激子女。这种追逐里饱含着对特权阶层生活的羡慕和妒忌，理想破灭后对现实的全面妥协。50-60后族人最期待子女的职业是医生、教师和公务员，对文凭的“时效性”也有一定的洞察，并不期待孩子读到硕士、博士，如果在一定年龄，文凭还不能兑现成车子、房子、票子，就要让位给现实。医生走到哪里都不会失业，走到哪里都不会失业，都有人送钱，是人就会生病嘛；女孩子最好当老师，工作稳定；公务员多吃香，坐办公室的，夏天吹空调，冬天有暖气，风不着雨不着。（仁智-女-1957-初中-工人）庄户人家不用读到很高了，尤其是女孩子读到什么博士的，耽误挣钱生孩子，女孩子还是找个好主（嫁人）更重要。（仁玉-女-1964-初中-工人）
虽然X家族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对读书、学校教育的认识越来越功利化，但对于文字、文化、艺术仍保留着一些神圣性敬仰。50-60后的一些人仍然保持着“舞文弄墨”的兴趣和习惯，寻找一切可能的方式吸取文化的滋养。仁贤（1956-男-高中-基层干部）很喜欢写毛笔字，他没事就自己写写画画，文革期间他从垃圾堆里找到了两本书法字帖，这些字帖就是他世俗生活之外的精神支柱。这本字帖保存至今已三十余年，仍未见大的破损，可见其爱惜程度。兆持对书法怀热爱、守恭敬，觉得从垃圾堆里抢救出来的字帖封面上的诗句“常安泉石养清福，且续离骚遣美人”，是一种命运的指引，并一直以此自勉。
学校化社会的苦修性情与文化突围
50-60后对儿女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学习持有实用性态度、高压性期待，一定程度上转化为 70-80后身上的苦学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为70-80后激励自己熬过激烈竞争的座右铭，也成为他们唯一能够取得“成功”的途径。生活的窘迫和改变命运的急迫挤压了他们学习固有的快乐，休息和娱乐对她们来说成为一种奢侈，安分、规矩是他们的生命底色。但在平淡的生活中，青少年们也从外在的文化世界中汲取精神养料，在单一的学业生活中实现文化突围。（一）安分苦学者的自我剥夺
德然说“既没钱也不敢放纵自己”，“苦学”几乎是她唯一的成功途径。德然的大学生活一直都是宿舍、食堂、自习室三点一线，很少有娱乐活动。程猛、康永久对于底层文化资本的总结——“强烈改变命运的先赋性源动力，把学习作为道德事务的道德化思维，崇尚知识、信任权威（老师）的学校化心性品质”[[13]]很符合“安分苦学者”的特征，因为“相比其他阶级能在社会交换中给出金钱、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实际保证，他们付出牺牲、节俭、良好的意愿、感激等美德，才能证明他们的抱负并获得实现抱负的机会”[[14]]。苦学是一把双刃剑，是美德也是预先的压力，使生活建立在与快乐、美好的对立上——“过分注重形式和拘泥细节，具有某种狭隘的、有限的、僵化的、敏感的、平庸的和僵硬的东西……包含一种对快乐的恐惧和与身体有关的谨慎、害羞、克制……而无法感到快乐又意味着另一种失败、一种对自尊的威胁”[[15]]。80后里学习最为认真刻苦的德意，作为父母口中的“乖孩子”，“规矩地上学，规矩地生活，规矩地交朋友”，在日记里偷偷写下，像被父母摆布的“提线木偶”、“没有生命的娃娃”。我安静地坐在教室里，像樽没有生命的娃娃。似乎只是因为要学习，所以就学了。大家都对父母说，我是个乖孩子，让他们省了心了，他们谦虚地说哪有，后来却自豪地说，我家孩子从小学习就没让我们操过心，说完，还一副本该如此的眼神看向我。我不负众望，乖乖地回到卧室做功课。我规矩地上学，规矩地生活，规矩地交朋友。（德意-1970-女-中专-医生）
“苦学”往往造就布迪厄所说的“苦修性情”——禁欲主义、严苛态度、对法律法规循规蹈矩，限制消费、对物质有积累、储蓄倾向[[16]]等，并延展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传给下一代。他们在语言上，倾向于矫枉过正，对自己和别人身上的语言错误过分警觉；在道德上，对自己和他人过分严苛，使得生活变成一种严格的戒律；在行动上，毕恭毕敬的因循守旧或谨小慎微的改良主义，并最终“自我剥夺”，过上一种幸福与成功对立的道路。不过，在这种高压生活下，家族中的部分80后依然存在这种单一学业生活的抵制，并走出了一条文化突围之路。（二）“闲书”里的精神世界
在父母的功利化期待和学习成绩决定一切的学校生活中，与读书无关的娱乐、精神生活是一般是被师长禁止的。学校之外的文化资源尤其是金庸、古龙、琼瑶等老一辈通俗小说家的言情和武侠小说，成为苦学者在读书之外的精神慰藉，伴随着70-80后的成长。武侠和言情小说整体特点是“反秩序”，是藐视世俗礼法、放浪形骸，具有自由意志和正义期盼、纯粹爱情追求的大众读物。更重要的特点是，它们介乎于“正”和“邪”之间。亦正亦邪的武侠和言情小说恰恰让他们体会到江湖与儿女情的复杂性。但这些书也是“正”的，到底没有脱离正道，仍是追求自由、正义和纯粹爱情的，是理想主义的，是属于纯粹精神的。对70-80后影响甚深的是以韩寒等为代表的反叛青春文学。反学校文化的“青春文学”作为70-80后一代的文化创造，以1998年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韩寒、郭敬明、蒋方舟等新一代少年作家登上文学舞台开始。韩寒高中辍学后成为自由撰稿者，发表《三重门》，遭到主流媒体讨伐，同时被官方推崇的少年榜样等做直接比较，引发了全民大讨论，也标志着70-80后对50-60后大规模文化反叛的开始。双方在家里、学校里时有讨论和交锋。当老师在课上说韩寒太偏激，大家要引以为戒时，德然在她的日记本中与老师有一段针锋相对的对话：老师，您在课上说“韩寒是教育制度下的一个失败者”，适得其反，听了反而让人更加痛骂当今的教育。他这是面对反对者如潮的一种无奈。我们都很清楚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污浊的东西，隐藏在华丽表面后的“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局面，但真正能敢于斗争的、敢于反抗的是寥寥无几。这些人都是勇士，有缺点的勇士，尽管到最后也许会是失败者，但何以成败论英雄？浩浩乾坤立丰碑。若人们真的不再被大师的文章绊住脚，整个文学就会出现空前的繁荣。（德然-女-1984-研究生-大学职员）
“闲书”中所呈现的精神世界，都与学校和现实生活相差甚远，70-80后对原生家庭、父母所代表的高压文化和单一性的学业生活都有或明或暗的抵制。德民（男-1981-博士-高校教师）读高一的时候，很多同学受不了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厌学情绪。他总想着给老师提建议增加课外阅读时间，或者在班上建立一个小“图书馆”。班里选语文课代表的时候，他在竞选演讲中呼吁“文科当自强”，建议通过文学的力量唤醒厌学者的兴趣。此次竞选我提出的口号是“文科当自强”……文科生应该而且必须真正地广泛阅读，语文、政治、历史不是一张张的、千篇一律的试卷可以解决的！政史地本是有用的，但在这里我却呼吸不到任何清新的空气……学习离不开活力，我设想通过一些文学的方法，用文学的呼唤力量，唤醒诸多睡着的巨人，使我们在极高的升学率基础上再添几分青春的活力。（德民-男-1981-博士-高校教师，节选自德民高中时的竞选稿）
德民作为70-80后中觉悟比较早、接触课外文化比较多的年轻人，对学校应试教育深恶痛绝，厌弃成人所代表的庸俗、功利文化，嫌恶社会风气的贪婪成性和功利投机的铜臭味，瞧不起父母和老师们的庸俗、无趣、枯燥、刻板、墨守成规。经历了理想破灭的50-60后一代，将沉重的历史情感包袱塞给了年轻人们，他们期待子女赶快投身到安身立命的生存竞赛中，希望他们赶紧度过充满理想主义的青春期。然而，70-80后并没有按部就班地顺从父辈的希望。尽管他们在现实中用“苦学”来完成父辈的生存期望，但在文化层面上，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寻求和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和文化空间。说到底，70-80后已经悄然意识到学校教育、读书乃至读闲书的精神价值，对抗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和情感包袱。
大器晚成：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双重目光
李弘祺认为，“儒家教育的主轴是个人的充实，而不是为了取得别人的肯定和自身的利益……教育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事务……是支撑个人在生活中达成欣然自得的境界”，“一个人固然必须全心追求个人的道德完善以及与知识的融合，也必须同时不忘自己的道德成长具有社会意义，这是儒家思想的中心理想”[[17]]，中国教育包含“为己”的纯粹精神和“为人”的责任意识，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本研究认为，民间教育学除了养成一套基于生计、为了逃离苦役的实用目光之外，还具有一种对于读书、文字、教师等神圣之物的“学以为己”纯粹精神与“成而为人”的功德意识，构建了平民子弟“大器晚成”的关键心性品质，体现了平民子弟学习与成长内在的超越浅近自利的神圣性面向。（一）“学以为己”的纯粹精神
老一辈人对于学习、读书的神圣性敬畏，表现在他们并不像现代人那样，有“读书改变命运”的强期待。他们意识到“读书”对于传家的长远的重要性，但并没有产生靠子女读书就能翻身改变命运的奢望。他们觉得读书有没有料是“天命”，因此对于读书的孩子很少加以干预，而是顺其自然。正是如此，读书的孩子能够从学习中获得一种纯粹的乐趣。仲田老人作为四兄弟中唯一上过私塾的读书人，从小便对文字有一种“痴迷”，“走着坐着都拿一本书看”，沉浸在读书的乐趣中。传统社会的“耕读传家”对于读书的态度是作为精神支持、对天道的敬畏而存在的。乡土社会对读书的神圣性信仰使得儿童除了生计劳动之外，仍然保存和延续着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成为家族文化精神绵延、存续的关键。民间教育学对读书的纯粹目光还表现为对老师的神圣性尊重上。老一辈人对老师的尊重是对老师作为“天道”化身的尊重，是对“师者”价值的认可，是对老师心灵性的托付，而不是功利性的奉承和期待。他们也并不盲目迷信教师是圣人，而是期望孩子从善如流，怀着敬意、主动性去学习道理，才能学到老师的真本事，如果带着对老师的反感去学，就什么都学不到，是一种根本性地“不通人情”“不懂道理”。“读书改变命运”是学校教育产生和大规模普及化之后的现代话语。尽管70-80后对于学校教育的认识掺杂了很多实用性目的，但他们对文学、艺术的纯粹兴趣仍然保留下来。首先，70-80后在重重阻碍下仍想方设法地阅读各种“闲书”，比如武侠、言情、童话书籍等，这些书的主流价值仍是追求自由、正义和纯粹爱情的，是理想主义的。德然用写诗的方式感叹紧张的高中生活如一把锉刀慢慢磨平了生活的棱角，使她丢掉了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生活的路上／我毫不犹豫地丢掉手里的石子／捡起路上黄澄澄的金子／长大了／幡然回头／望见／手里攥的全是石头／扔掉的，全是闪闪发光的宝石”。80后对学校应试教育的反叛和反思，意味着他们对于读书、对于文学艺术、对于学校教育依然保留了一部分庶民社会对于读书的纯粹目光，对于天道、学校、老师的神圣性尊重。（二）“成而为人”的功德意识
除了一种纯粹精神，X族人对于“读书人”的道德期待是“齐家治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读书人不只是为自己的家族谋取经济利益，应该为社会尽一份责任和力量，这是一种“功德无量”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事。李弘祺认为，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理想是培养一个既能全心追求个体道德完善及与知识的融合，又不忘自己的道德成长具有社会意义的君子，惟有个人为了自己寻求本身的道德完善，社会才能最终获得裨益，个人教育成就的最终表征，是对和谐政治秩序的贡献[[18]]。尽管民间社会对读书有实用目的，但不只是为了自己的有用，也要成长为对别人有用的人，不辜负自己的学识和品德。对于老百姓来说，“功德”是比“功名”更重要的事。这种“功德”意识在每一代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每一代读书人经济独立后，都会尽其所能地为族人帮忙，完成代际之间的经济回报和道德回馈。仲田作为祖辈唯一上过学的读书人，成家立业后给很多族人介绍、推荐工作，恩及众人。70-80后的一些大学生，经常给族中的年轻人出谋划策，辅导后辈学生学习，开导他们的心事，为他们高考填志愿、选专业提供建议和帮助。仲田老人去世时，由于他无私地帮助了很多族人，资助了很多后辈子弟读书，赢得了族人的爱戴。在他的丧礼中，族人给他写的悼联是“心尽应无悲，德高自有路（横批：丧尽其礼）”，认为他功德圆满，走得无牵无挂。“功德意识”不只体现在家族的道德回馈中，也体现在他们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敬畏，对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担当上。70后的德梦作为医生对医疗系统人人自危、远离医德的表示深深的担忧，她坚信“医者父母心”，提醒自己“坚持到底，不忘初衷，咬定牙关不放松”，既要有医术、也要有医德：在医术上要求自己“复杂操作，更需要在反复实践中不断掌握，做好质量控制”；在医德上要有精气神，要有推己及人、海纳百川、慎独自律的圣人情怀”。德民一直不愿意向不良社会风气妥协，“不识时务”，宁愿“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也不愿意“摧眉折腰事权贵”，保持了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慎独”。可以说，底层出身“可能造就他们更深刻的洞察力和深切的同情心，在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悟的深度上超越一部分人……在一定的限度上超越了功利主义，培育了向生命最高理想迈进的自由、审美意志”[[19]]。另一方面，族中的大学生实现了阶层流动后，并不与底层文化“决裂”，而是怀着乐观的中庸态度在两种文化里穿梭，成为两个阶层文化沟通的纽带或新文化的创建者，在突破个体生活困境的过程中激发了更大的生活热情和社会关怀，积极发掘草根文化的价值，也积极将精英文化的优势扩展到弱势群体中，致力于双方的理解和沟通，成长为真正的文化洞察者。总的来说，教育、学习、读书其本质上是有着神圣性起源的，在平民子弟的眼里，固然在不同的时代基于生计的目的，实用性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但作为一种纯粹精神的体现和表达，读书在每一代人眼里都保留了“超凡脱俗”的一面。最终帮助平民子弟走出原生阶层、实现突破的，并非“改变命运”的紧迫与功利，而是他们始终在世俗生活中保持了对于读书之“学以为己”与“成而为人”的纯粹精神与功德意识。这是民间教育学对于平民子弟“大器晚成”之心性品质的关键态度，与“教育改变命运”的现代话语意涵有天壤之别，提醒着年轻人成长并非浅近自利、一蹴而就的事情，也蕴含着成长的最终结果是成“大器”，建功立业的根基是要品行端正、德才兼备，于己、于人、于家、于民都有功德，同时，这又是一件不可预期、带有很多“运气”成分，要经得诱惑、耐得寂寞、顺其自然的事情。这与对平民子弟读书心性品质与民间文化土壤的的挖掘，并非忽视社会结构对于底层的限制性，而是为了凸显这个群体更为主体性的文化能量，“激励寒门学子超越自私或追求一己之利的社会上升观，树立更有意义的贵子或精英身份认同”[[20]]，看到平民子弟身上的多重力量和成长的多种可能，唤醒民间文化土壤中原本就有的对于读书以“安身立命”“安贫乐道”等更为本源性的信念，亦是现代社会工具主义与教育焦虑的一种解毒剂。
[1]安超（1985-），女，山东泰安人，教育学博士，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家庭教育、教师教育；康永久（1968-），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制度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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