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和平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助理、研究员

抗击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活动、社会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愿望。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面临严重的疫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以下内容节选自直播实录：

本文围绕三部分内容展开

1、疫情防控制度不同，存在制度效力的差异

2、影响疫情防控制度及制度效力的文化因素

3、国家运行的稳定性与制度的重要性

一、疫情防控制度不同，存在制度效力的差异

制度效力是评判制度的依据。在疫情中，由于各国体制不同，政府的作用力和制度效力也不同。

比如，能不能及早采取防控措施，这就是效率问题。能不能有力、有效的把感染人数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这是效果问题。人们面对疫情是恐慌还是有信心，这是场的问题。以上表格评判各国制度特别是防疫制度优劣的依据。

关于制度规定和制度执行的差异，举两个小的例子。意大利伦巴第和威尼托两个大区都是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威尼托最早采取检测措施以及隔离措施，所以它的确诊人数、新增人数就比伦巴第小的多。

同样，美国的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在3月6号的确诊人数是一样的，但是肯塔基州比田纳西州早几天到一周采取了制度措施。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田纳西州比肯塔基州多了5倍的确诊人数，这就是效率和效果的问题。

当然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有的国家属于联邦制、地方自治，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执行力比较弱。像特朗普原来想对新泽西州、纽约州、康德迪格州实行两周的隔离，但是这些州长不同意，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只能通过疫控中心提出最好不要旅行的一个建议。

加拿大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国家因为制度上的不同、权力结构的不同，所以建立防控制度有差异，效率也存在区别。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比较和制度选择的理论。制度效力的不同为制度比较和制度选择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

二、影响疫情防控制度及制度效力的文化因素

人们接不接受制度的规定，是否认同遵守，这是一个观念问题，是文化因素的问题。我们对文化有一个定义，狭义的定义是观念，广义的定义是文化观念和文化产品的总称。

观念+文化产品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人们的制度观包括角色观、行为观、法纪观、制度管理和发展观。不管你是否承认制度观概念，但是这个现象肯定是存在的。每个国家对自己国家的制度，对他国的制度都会有一个判断问题。

由于文化差异，各国民众对疫情防控规定和措施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首先戴不戴口罩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口罩是防止人感染人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华人对戴口罩的概念很接受，但是欧美很多人说有病才戴口罩，没病为什么戴口罩。在美国或者加拿大，因为观念不一样，到华人办的商店和超市里购物就要戴口罩，到本地人开的商店和超市购物的时候就不戴口罩。

在韩国，“新天地”教会有自己的观念和认识，疫情期间无视韩国政府的劝告，照样举行集会，结果韩国确诊人数最多的就是“新天地”教的信徒。所以韩国从执行上加以限制，首尔政府对“新天地”教会的会长和12个支派长在法律上提出过失杀人罪。还有对违反疫情有关法律的罪名提出诉讼，对20多万教众实行检疫，采取了有力手段。

像美国最初有些民众认为疫情就是流感，没什么大问题。有的不戴口罩，甚至表示抗议。印度一个医护人员到乡村检测，被几十人围着追打，各个国家的差异确实很大。

这种观念会不会改变？我觉得现实会改变一切，制度会改变一切。文化差异和制度观影响对制度规定和制度现状的认同度。这是一个概念，对你现有的规定有认同，对强制规定形成的制度，所产生的结果也有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比例有多大，这就直接关系到制度效率问题。我们把它分成10个不同层次，认同比例越大，这个规定执行比较顺利，运行也比较平稳。

文化和制度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文化是制度的先导，制度是文化的基础和推动力。制度要靠理论来构建，因为制度始于规定，成于执行。每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做什么规定，它总有一套理论，但是它要靠民意支持。特别是西方国家民选政府，就更多的考虑民意。

看一下制度构建和运行过程示意图。中间是制度的形成过程，它有制度选择、设计，做出规定，然后是执行，执行下形成的制度，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它会有一个制度测评。

作为政府来说，选择一种制度的时候一定有一种理念、理论，人们接受不接受，都和文化有关。观念、制度一旦形成之后，对文化观念有一定的影响。制度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和转变人们认知的现实基础。现实就是最好的教育。

三、国家运行的稳定性与制度的重要性

各个国家不一样，制度不同、效率不同、民众的命运也不同。如果及时采取了措施，感染率是不是就能降低？如果提高医疗水平、医疗技术，死亡率是不是能降低？它对经济的影响是否就能小一些？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来说，制度决定国运和民运。对个人的生活、个人命运来说，制度改变民生和人生。

我们讲讲组织与制度的关系。国家是一种组织形式，公司是一种组织。组织就是人们为了实现一定目标所形成的结合体、聚合体。制度是为了实现一定目标，人们结成组织有序活动的特定方式。组织是制度的实体，制度是组织的形式，缺一不可。

组织和制度本身是个什么问题呢？这里有一个组织生命周期与制度运行图，下面解释一下这个关系。

任何组织的成立要有技术为基础，制度为形式，两者结合构成组织的生命力。它在原有规定和原有技术、原有制度的基础上，生命周期在A点。按照原来的趋势，它应该往下走了，但是中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采用一种更先进的技术，形成一个更先进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关系，会产生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就把它的生命周期延长了。

如果它再继续往上走，再继续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走到C点。如果停滞了，那它的生命周期就会有一个惯性下滑的过程。如果在C点再采用新的技术、新的制度，这个组织的生命会继续发展。

制度对一个组织的生命周期，对一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制度比较、制度选择、制度构建、制度运行、制度调控和制度创新的过程。组织运行的稳定性取决于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取决于制度调控和制度创新。

再讲讲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作为一个组织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那么制度构型就是规范和固化这种生产关系的制度形式。在文化理念基础下有制度规定、制度执行，再形成了这个过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动力。技术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基础，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保障。

从整个国家运行情况，疫情防控制度情况来看，也可以看到这种规律。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及创新是永恒动力，推动与其相关的分工协作、劳动、生产、交换、分配等人与物、人与事、人与人的新的制度关系的变化，推动与规范和固化这些新的制度关系相关的制度形式的发展，推动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相关的文化观念和科学理论的发展。这种制度场的作用力是双向的。

我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是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封建制度。鸦片战争之后知道我们技术上不如人，就“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人的技术，尤其是要学会他们的理论。但是甲午战争之后，就认识到光学技术和理论是不行的，还要学习人家的制度。之后才有孙中山探讨西方国家制度，康有为、梁启超探讨日本的制度。所以“若要自强需师人之技，师人之技需师人之学，师人之学需师人之制”。师人之制需探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道，现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探索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之道的过程。

各个国家的疫情防控制度，本身都是结合自己的国情来确立和推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做出具体的规定和执行措施。技术的先进性，制度的先进性，理论的先进性，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先进性。所以制度的先进性不是任意、随意的，它是和技术先进性和理论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

还有一个就是个人能力和领导能力的问题，在疫情中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表现是不一样的，各个政府的治理能力也不一样。人的能力分为个人能力，工具能力、制度能力三种，所以领导人最重要的要有自然人能力，工具能力，同时还要有制度能力。这个制度能力是他有多大的场的作用力来支持的，同时这种能力是领导能力的核心和综合表现。因为他在制度规定和执行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他的个人能力在疫情防控制度中很重要。当然也要跟整个国情、制度特点联系起来，从理论上模式向制度构型转化是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是一个实践过程。

如果海外得不到控制，对我们国内的疫情，国内经济的发展，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股市肯定受到世界美国股市的影响，怎么来预测这个？

我们讲疫情本身是正常的，它有一个潜伏期，这个潜伏期是黄金控制期，如果在这个阶段控制的好，就能够避免爆发期。现在看来多数国家的确有很多问题，或者领导和个人对这个疫情重视不够，或者检测能力有限、检测措施或者政府干预太晚，或者医疗用品、医疗设备不足，或者是各自为政，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扯皮，或者是民众的认同度低等等。种种因素的存在就阻碍了潜伏期采取有效措施。

潜伏期有ABC三点，就涉及到你采取的力度有多大，力度和制度效力怎么样。爆发期BEF，不同的阶段如果不断加新的规定、新的措施，就比较早的转遏制期。如果你控制不住，它就会继续发展。F有三个点，为什么这三个点是虚线呢？海外疫情是一个发展过程，我们是不能按照这个曲线走势预测，真正的预测应该是按它采取的制度措施、制度效力来预测。

世界各国潜伏期一般在2个月左右，爆发期在1个月左右，遏制期在1个月左右，恢复期在2、3个月份。

最后，抗击疫情，早日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活动、社会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目标和愿望，世界是普遍联系的，面临严重的疫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