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俄乌冲突升级，对全球能源市场带来冲击，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攀升至每桶140美元，创下2009年以来新高。能源价格高企给世界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确保能源安全与推进能源转型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必须把能源安全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同时，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也给能源保供与绿色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能源安全应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煤炭在我国已探明的化石能源资源储量中占比94%左右，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短期内，煤炭仍是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压舱石”，支撑能源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稳定器”。去年我国部分地区搞运动式“减碳”、踩“急刹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电力供应紧张。此次俄乌冲突导致欧洲能源危机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国家能源转型过快过猛，新能源青黄不接时，能源对外依赖度偏高，一旦出现“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能源危机就会如影随形。

　　事实证明，能源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坚持通盘谋划，先立后破，不立不破，能源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在把煤炭当作“压舱石”的同时，要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推动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为了更高质量保障能源安全，必须建立多元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在能源低碳清洁化转型的驱动下，各国对油气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较高，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不低。为稳定油气保供，我们一方面需要大幅增加油气勘探开发投入，推动油气增储上产;另一方面，应把油气储备体系建设摆到与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同等重要的位置，健全油气供应保障和储备应急体系，提高各种极端情况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保证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要有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这既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需要，也是降低我国对国际油气依赖度、提高能源自给率的重点方向。

　　从全球来看，经历此次能源危机，欧洲各国纷纷表示加大可再生能源部署，加速向新能源领域全面转型。例如，德国最近宣布，到2035年100%的电力将来自可再生能源。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新能源领域的国际竞争将加剧。如何在新能源领域掌握更多先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赢得更多优势是关系到我国未来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的重大战略选项。

　　抓紧部署新能源前沿技术研究。应依托能源领域优势企业布局设立一批国家能源研发创新平台，重点围绕氢能等新能源生产消费、多能互补技术、高效低成本储能、智能电网运行等领域，推动技术协同攻关，解决“卡脖子”难题，锻造可再生能源关键技术长板，支撑引领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以清洁低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供应体系。大力推进以沙漠、戈壁等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分布式新能源建设，对区域内现有煤电机组进行升级改造，使之为新能源发电提供调节支撑;支持新能源电力能建尽建、能并尽并、能发尽发，加快构建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推动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

　　完善能源转型制度供给。加快建设现代能源市场体系，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新能源领域集聚，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深化能源战略统筹和安全责任落实制度，把能源供应保障纳入考核机制，压实有关企业保供责任;完善国际协同发展合作机制，积极推动能源产能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格局下的能源安全;健全能源预测预警机制，有效化解和降低不可预测事件对国家能源安全的影响，牢牢守住能源安全底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